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

2019-03-09 14:14

1939年或者1940年,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,是上面发起的,什么资本论研究会、哲学研究会、马列主义研究会,一大堆。我由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,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民主义研究会,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。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,我们懂什么?就听他讲。

延安整风应该从1941年毛主席发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算起。大概在1942年前后,陈伯达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。这两篇文章对建立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因为这是把党史翻了个个。现在不提它们了,不符史实。实际上,延安时我们多次读过这两篇文章。一篇叫《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,还有一篇叫《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》(此书在解放后出单行本时可能更名为《关于十年内战》)。

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,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。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的?

陈伯达的为人,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。但是进城后不久,一下子就成为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。1951年5月初召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,后面几个人,有田家英、于光远、黎澍、王宗一、王惠德。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。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,说话都比较随便。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,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。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。他说,呵,呵,你看这家伙,又来了,又来了。其他几个人跟着挖苦。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,不是个别人对他,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。

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,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,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,谁不吃惊?历史证明,这个文章一出来,实际上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。这个横扫的对象其实包括了他在内。他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,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,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。

总的说来,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,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,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,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。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。

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,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。1941年夏天,也就是开始整风前,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,就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。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。如果真是的话,也是挂名,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。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,都是个甩手掌柜。

所以,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,他才不重要了,而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实际上就不重要了。不仅如此,这篇文章发表以后,他的活动,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,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,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,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。文革的事,是江青在那里指挥,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,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,右一声老夫子。其实是挖苦他,轻视他,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,无用了。

从此,陈伯达就被打倒、被批判了,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,又成了反革命。

这两篇文章,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上从来就是正确的,他是唯一正确的领袖。这两篇文章,对建立这种观点,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。所以,陈伯达在延安整风,在拥护毛,说毛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、最高的领袖这方面,他是出了大力的。这两篇文章当时大家拥护,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坚决拥护毛起了极大的作用。

陈伯达不是个政客,他并不想当政客,当政客就要活动,要到处跑,要讲话,他不擅长这些。他正式讲话,五分钟都困难。在延安,我觉得他只想当个政论家,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,得到全党注意,全国注意,他就十分满意了。他一生的文章,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,都是受命要写的。他写这种时尚着作,一直到1966年文革,他到《人民日报》,可以当场写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。

延安时期,1941年夏起,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,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,我是在经济组。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。晚上,吃过晚饭后,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。

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,里边有一个小炕,他躺在炕上。我们20来岁,他已经40多岁,是老前辈,胖胖矮矮的,很随便。窑洞里边最多能容十多个人,挤不进去,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。他什么都吹,天上,地下,无所不吹。有时候,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。在延安,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?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,即陈伯达,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。周恩来、朱德是谈公事,陈伯达不谈公事,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。毛也需要消遣,也要找人闲聊。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,思想也活泼,有时候叫他去。陈伯达对我们讲,毛主席说,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,应该读。而过去,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,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?陈伯达也说,曾国藩的家书,文字非常漂亮,内容非常实际,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。一般的马列主义者,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,那些40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,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杀的,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。陈伯达一次讲,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。他说,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,完全强迫革命不行,有些事要等,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。

除了于光远,在延安时,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,但到了1951年却都挖苦他,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。现在于光远还在,其他人都不在世了。